当代中国的反戊戌运动(图)


当代中国的反戊戌运动(北京故宫铜饰/公用领域)

【看中国2018年1月14日讯】戊戌落地为种

120年前,1898,清朝光绪皇帝毅然下达《明定国是诏》曰:“数年以来,中外臣工讲求时务,多主变法自强。迩者诏书数下,如开特科,汰冗兵,改武科制度,立大小学堂,皆经再三审定,筹之至熟,甫议施行。……”

于此,中国开启了撼动中外的政治改革——戊戌变法。举其荦荦大者,计有:

•准许地方官与士民上书
•更改上海《时务报》为官报,创设京师报馆
•解除报禁(允许民间创立报馆)
•举办京师大学堂
•所有书院、祠庙、义学及社学一律改为兼习中西学的学堂
•各省设高等学堂,府城设中学,州县设小学
•鼓励私人开办学堂
•设立翻译、医学、农、商、铁路、矿、茶务及蚕桑速成学堂
•派遣皇族宗室出国游历,挑选学生到日本游学
•废八股文、
•在各省设商务局、商会,保护商务,推广口岸商埠
•开放八旗经商的禁令,命其学习士农工商自谋生计
•倡办实业,促进生产。
•允许私人开设军事工厂
…………

戊戌变法,旨在变中国为君主立宪国家,汇入世界文明主流。惜乎国运不济,功败垂成。103天维新之舟,骤然翻转,宪政遽行夭折,百日维新,永留历史之憾。

然而,也正是自该年起,戊戌之火种,植入了中国的精神中枢。

120年来的戊戌主题及其变奏

今年,2018,又是戊戌年了。

两个甲子已经过去。中国的近代舞台上经历了多少轮回!以戊戌变法的视角透视120年来的中国政治史,人们发现其中充斥着戊戌事件的种种变奏。120年间的不少政治博弈,都可以找到与当年似曾相识的政治力量和政治逻辑。而在每一轮回中,都依稀可见自己的慈禧,自己的光绪,自己的康梁。

可以说,有一个基本的戊戌主题贯穿着现代中国的政治变迁。这一主题幻化成各个变形的“戊戌事变”。

这点特别明显地呈现在1949年之后的中国政治格局中。不幸的是,在多次博弈回合,常常是“慈禧”战胜“光绪”、“康梁”,即“后党”战胜“帝党”。

人们可能还记得文革中那篇毛的御用文人戚本禹的《爱国主义,还是卖国主义?——评〈清宫秘史〉》文章。那是毛泽东射向刘少奇的致命炮弹,是文革主题的宣示。文中毛泽东对光绪及其帝党的深恶痛绝跃然纸上,反衬出了他浓重的慈禧后党心结。在他的词典中,帝党亲西方开启国门而后党反西方封锁国门,是故帝党“卖国”而后党“爱国”(后来还加上了义和团)也。由是观之,除慈禧外,毛是近代中国最主要的反戊戌维新的象征符号。他在文革前整肃彭德怀及文革中整肃刘邓、林彪、折磨晚年周恩来以及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,若隐若现,我们不难瞥见慈禧与光绪的身影,作为一代代“戊戌后人”,他们联袂演出了一幕幕“戊戌”活剧。

我们记忆犹新的,是上世纪八十年代邓、胡、赵针对太上皇毛的暴政而启动的洋务运动以及半吊子戊戌变法。虽是半吊子——“曲折往复,进二退一”——然而,毕竟非止于百日,而是十年之痒,挠得神州风生水起。

之后,八十年代晚期邓小平与胡耀邦的关系,特别是邓小平在1989年与赵紫阳的政治决斗,更是一典型的活生生的戊戌政变重演。只是邓取代了当年的毛而摇身变为“慈禧”,于是轮到由赵紫阳来充当“光绪”了。垂帘听政的邓小平与名义上最高职位的“君”——赵紫阳,存在结构性困局,盖源于权力的名与实不符,以及权力和责任的不对称。所谓名实不符,系指最高权力的名义与实际是分裂的。它们不是统一于一人身上,而是分处于两个不同人身上。名义上的最高权力者是赵,实际上最高权力者为邓。但是,权力的运转自有它趋向名实相符的逻辑。光绪当年的“百日维新”,除了是其思想倾向的结果外,从权力运作的逻辑看,也是虚君(仅有名位者)寻求名实相符的实权的自然趋归。当年的赵自然也不例外。

中国近代这一系列“戊戌事件”的变奏,其幽暗的结局在心理上给了多数中国政客一个强烈暗示,即主张开国门睁眼看世界的“光绪”们多是悲剧性落幕;而闭关锁国的“慈禧”们却常常得手。对于后世政客而言,何去何从?结论不言而喻。

不难想象,习近平获得的正是此类“历史教训”。在这类成王败寇的心理暗示下习氏走向“慈禧”,亦步亦趋效法毛泽东的手段与路线。不过,他显然是忘了其老祖宗的提示:

卡尔·马克思在《路易·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》里曾说过,历史事变和人物,如果重复出场,那么,“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,第二次是作为闹剧出现。”

毛对中国造成了旷古悲剧,如今习邯郸学步趋毛,致使一场旷古闹剧正在故国煞有其事地发疯出演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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